数字中国建设如火如荼，如何找到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顶层设计已经给出答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期。权威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已接近40%。随着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持续提升，其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更加凸显。

　　近年来，数字技术市场主体纷纷加大对传统产业的布局力度，在农业、制造、能源、交通、医疗等多领域持续探索，取得初步突破的同时也面临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挑战。在《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看来，“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着力点”，加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激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动能，正是增强经济韧性、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钥匙。

　　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期

　　“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着力点”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已落定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加快数字中国的建设正是增强实体经济质量优势的必然路径。作为近年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表现有目共睹。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报告指出，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分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回报，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公开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1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低于同期GDP平均增速，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但随着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数字经济正在从一种实体经济中的‘新兴业态’逐步转变为实体经济的‘普遍特征’。因此，衡量企业发展和经济质量增强的目标也在变化。数字中国建设，也是数字技术重塑千行百业的过程，是实体经济在数实融合中加速向结构更加优化的方向演进。”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牧向记者表示。

　　根据信通院上述报告，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为32.5%。事实上，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在任何产业，数实融合都是关键钥匙。以“三农”领域为例，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都离不开数字化的工具和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向记者表示：农业强国的顶层设计就要求农业发展的模式是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是现代化的。当前，从上游的智慧育种到中游耕种收的结构性升级，到下游的智慧销售，数字仓储和物流，数字要素贯穿着农业现代化始终。

　　市场共识在于，在上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改造重点主要分布于零售消费端、以面向个体为主。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制造业进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其中，有硬件、技术水平限制，有数据共享不足，也有市场主体对数字化改造的成本和意愿问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数字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应该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50%。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提升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也可以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发展。

　　数实融合拓展需要多方协力

　　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曾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并提出建立市场化服务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多要素支撑的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难题。

　　从数实融合走向深水区的挑战看，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向记者表示，在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需要注意某些方面存在着从技术到应用的脱节。企业需要的是对症的数字应用整体解决方案，而并非单一数字技术，而很多数字企业只掌握某项技术，只能解决某个问题。

　　此外，技术与实体需要并不匹配，且性价比低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突破。胡冰川透露，比如在某些农产品的溯源上，技术成本占到了每斤农作物售价的百分之二十。这就需要技术进一步降低成本，顺应需求，提高可获得性。

　　目前数字化在产业中上游、由销售端到生产端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协作。胡冰川在农村调研时就发现：很多在高原地区的蔬菜种植基地，政府修了路，但生产还缺乏必要冷链和上游仓储，需要市场多方更多围绕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他认为，未来在这一领域的数实融合就会进一步向智慧配套服务发展。

　　从产业关系看，数字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视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讨论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实际上是在讨论怎样使数字技术企业更好为其他产业，特别是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服务，使这些产业实现数字化。

　　胡麒牧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继续深入融合发展，在宏观上，需要升级与之匹配的治理模式、人才培养标准以及技术和资本的支持机制；在中观上，需要兼具社会公共服务属性的平台公司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理解和投入；在微观上，也需要传统企业自身转变经营理念，敢于战略性投入，把企业融入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环上去。

　　盘和林也认同，数字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应该着眼于共同富裕，特别是大型平台要通过赋能小微企业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数字技术服务实体经济应该着眼于绿色环保，比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节能环保，比如虚拟电厂依托智能算法来提升电网消纳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今年9月一场围绕数实融合的讨论中就公开表示：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互为条件，政府自身的数字化建设也要纳入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模式去考量，在此过程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信通院上述《报告》指出，下一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在技术、产业、应用、治理、要素和市场多方面进行进一步巩固强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数字化治理正处在“用”数字技术治理到“对”数字技术治理，再到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中。上述变革中，需要政府、企业、学界的共同努力。